回顾宜昌三峡地区抗战文物专项调查之新认识的两位历史人物：乜子彬和杜国祥
编者语：宜昌三峡地区抗战文物专项调查是省四普办谋划开展的10个专项调查之一，目前专项调查已形成成果集初稿待出版。该专项调查的策划者与亲历者、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何中源，讲述了调查背后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更为全面、真实的专项调查全景。我是湖北荆门人，2012年大学毕业后在宜昌参加工作。在来宜昌之前，我知道“长阳人”、屈原、王昭君、杨守敬，但是不知道他们都出生在宜昌。虽然“长阳人”以其最早发现地长阳命名，但是在来宜昌之前，我也不知道长阳是宜昌下辖的县。到宜昌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工作与文化文物紧密相关，知道的宜昌出生或者与宜昌相关的历史人物就更多了，比如嫘祖、廪君、白起、刘备、关羽、张飞、赵云、神秀、白居易、欧阳修、苏轼、李来亨、刘一儒、曹廷杰、赵一曼、贺龙、贺炳炎等等。在此次专项调查中，让我新认识了两位历史人物：乜子彬和杜国祥。
1、乜子彬
乜子彬（乜，音同“聂”），河北景县人。抗日战争期间，他英勇作战，参加过台儿庄战役、鄂西会战（包括石牌保卫战）等重大战役。这个人，其实每次去石牌抗战遗址调研或者检查的时候，我都听夷陵区的同志提到过。在对董家岩石刻进行田野调查时，周浩也向我介绍过，但是我一直没有记住，甚至连“乜”的读音也不知道。直到发生下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认真去了解这个人。
董家岩石刻调查结束以后，周浩、李蓓围绕三峡地区抗战石刻撰写了一篇文章——《精美的石头会唱歌》。2025年7月4日，该文章通过“湖北文物”公众号发布。文章发布后，乜子彬的儿子乜书杰联系上宜昌市夷陵区文化和旅游局的覃仕德（夷陵区对石牌抗战遗址进行维修整治时，与乜书杰有工作上的联系），告知在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向覃仕德指出“文（指《精美的石头会唱歌》）中将家父的生、卒年份写错了，应是生于1901年卒于1951年（鼻咽癌），并非文中提到的1902—1962年”。覃仕德将此情况反馈给我后，我立即向周浩确认文章中乜子彬生卒年份的来源，周浩告诉我是参考的网上资料。经查询，确实是我们弄错了，没有认真考证。在网上所有乜书杰接受采访或口述的回忆文章中，均记载的是出生于1901年，病故于1951年。乜书杰是乜子彬的直系亲属且有相关佐证资料，对其父亲的生卒年份记录是可信的。所以，我们立即联系“湖北文物”公众号的编辑对文章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改，并向乜书杰表达了歉意。鉴于网络上仍有关于乜将军生卒年份记载错误的情况，特记录此小故事，反省我们的错误，也是对抗日英雄的一种尊重。
在核实乜子彬生卒年份的过程中，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对乜将军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是乜将军及其所率领的第三十一师横跨祖国南北抗击日寇，包括正面战场的第一场胜利——台儿庄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这有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佐证。实物遗存包括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赊店镇山陕会馆、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刘猴镇李垱初级中学收藏的两块内容一致的“陆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师襄西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点军区董家岩石刻、夷陵区石牌“陆军第三十一师阵亡”纪念塔（残）。2015年8月，国家将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编号：1892）”交与乜子彬之子乜书杰，也表明党和国家对乜子彬将军抗战功绩的肯定。二是乜将军因鼻咽癌在南京住院，后被南京国民政府转移至台湾。他在病逝前，曾叮嘱老部下王宏远，要他一定设法把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安葬。上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恢复交往后，王宏远多次在大陆寻找乜子彬的后人，直到1995年，整整44年，王宏远才将乜将军的骨灰送到北京，交给乜将军的家人。这是多么强烈的落叶归根故土情结！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望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两岸同胞共同携手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杜国祥
杜国祥（1898—1981年），宜昌秭归人，他是一名在川江上引导船舶航行的领江。他经历并间接参与了抗日战争，是一位平民抗日英雄。
在专项调查之前，我不知道杜国祥这个人，认识杜国祥，纯属偶然。2025年5月，一位自称杜昆三的重庆市民向宜昌市政府领导写信，介绍其爷爷在抗战期间有重大贡献，现安葬在宜昌近郊山林中，请求将其爷爷杜国祥的墓地迁入国家公墓，或者宜昌某个合适的地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市（区）级保护单位供国人和后代瞻仰祭拜。因其请求事项中涉及文物事宜，所以转到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科办理。
恰逢我们正在开展抗战文物专项调查，在详细阅读杜昆三寄送的信件后，我立即与其电话联系，了解相关情况。他告知我，他目前在国外旅游，等回国后可以来宜昌带我们去他爷爷的墓地看看。杜昆三的来信后面，附录了一篇题为《70年前，他带着六艘大轮船逃出宜昌险境》的文章，该文章发表于市炎黄文化经委会的公众号“巴楚旧影”，作者为杨建平。为核实其杜昆三信件内容的真实性，我又通过宜昌市炎黄研究会李明义老师联系上该文作者杨建平，当我向杨建平表明意图后，他表示所写的那篇文章都是用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是经他认真考证写成的，不会有错。
2025年6月16日，我与杜昆三在城区汇合后前往杜国祥的墓地。经杜昆三同意，我还邀请了杨建平和三峡广电的记者参加。之所以邀请杨建平，是因为他写杜国祥的故事都是根据历史资料，并没有采访过杜国祥的后人，我想借此机会让他们见面，好好聊聊，两位老人见面后非常谈得来，围绕杜国祥一直不停的交流。之所以邀请记者跟踪采访，主要考虑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杜国祥的事迹从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角度可以进行宣传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另外，此次杜国祥的研究者和杜国祥的后人均在场，也方便记者采访做节目。最终，围绕杜国祥的事迹在“三峡广电”综合频道发布了“宜昌领江：驰骋川江立奇功”和“铭记抗战历史 传承家国记忆”两篇新闻报道。
实地调查后，我们将调查资料反馈给专家组，专家组认为该墓葬不符合文物认定标准，不同意认定为文物。我向杜昆三告知了专家意见，并表示若他愿意捐赠杜国祥的遗物，我可以帮忙联系宜昌博物馆或者秭归县博物馆收藏展示，在职责范围内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杜国祥身为一名普通的川江领江，却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伟大贡献，我们不应忘记他！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普通中国人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
（1）学习他心系国家的大义。1937年，在中日战争未正式打响前，为阻止3艘日本间谍船离开重庆，杜国祥听从重庆行营的命令，主动去动员日本舰船上的全体水手、领江弃船上岸，不为日本人领航。他甚至弄来一条小木划子，在急流中靠近日本舰船喊话，叫他们赶快撤离，但是最终没有成功。鉴于此事，他“建议从长计议，对宜渝川水手领江进行培训，加强爱国教育，不与日本人为友，不为日本人服务”。与其它领江为了谋生继续为日本舰船服务对比，更突显杜国祥强烈的国家观念。
（2）学习他独立思考的智慧。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之时，重庆行营派高级参谋李端浩乘“威胜”舰勘测川江两岸，准备修建炮台、碉堡阻止日本军舰进川，杜国祥随李端浩一同勘测。他没有作为随从简单跟随，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凭借三峡暗礁险滩的天险，撤走所有领江，让日本人无领江可用，让日本军舰在三峡寸步难行。在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刻，身为川江上的一名领江，他为抵抗日军西进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得到重庆政府的认可，这种思考难能可贵。
（3）学习他有勇有谋的担当。1940年6月12日，日本占领宜昌城区以后，有6艘大轮船驶入宜昌江段，由于没有川江领江引航，6艘船全部抛锚江中。在船上装的数千吨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即将成为日军战利品的危急时刻，杜国祥冒死泅水爬上“鸿大”轮，领头引航，另外5艘轮船跟随其后，在杜国祥带领下，6艘船只全部驶进西陵峡中脱离危险。这种危急时刻“豁得出去”的行动，正是杜国祥强烈国家观念的体现。
向两位抗日英雄致敬！(何中源)